晚清帝师陆润庠书法作品:婉丽劲健端庄厚重

日期:2019-10-09编辑作者:澳门新萄京最大平台

陆润庠书法意近欧阳询、虞世南,清华朗润、婉丽劲健、平稳舒缓、意态潇洒。然馆阁气息较浓,讲究光黑精丽,匀圆丰满,馆阁体虽为明、清最高统治者们所常识,但都似乎缺少了一些笔墨的情趣和生动的韵味。陆润庠书法作品题墨笔力劲峭、水墨淋漓,在清末民初即被视为珍品。慈禧太后作画,常命陆润庠和同治元年状元徐郙、探花李文田、进士陆宝忠为之题字。陆润庠是晚清状元、宣统皇帝溥仪的老师。北京故宫有一面墙上目前还刻有清朝三位状元:翁同龢、陆润庠、刘春霖的题墨,被世人称为“三绝”。

郑板桥《新修城隍庙碑记》不仅是郑板桥挑战唯心主义有神论思想的一篇杰作,而且也是他以其风格卓异的“板桥体”写成的一部足以传世的优秀书法作品。郑板桥撰写这篇《碑记》是来大谈其无神论思想的。撰写《碑记》这样一篇关乎世道人心的文章,他当然不能放弃自己建立在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基础上的无神论观点。他不仅没有放弃,而且还借此机会,把自己酝酿已久的观点做了一番淋漓尽致的发挥,使《碑记》成为我国古代延绵不绝的无神论思想在清代中叶的一个光辉续篇。

郑板桥《重修城隍庙碑记》册页乃《新修城隍庙碑记》草稿,郑板桥《重修城隍庙碑记》册页呈现出成熟的、地道的晚年郑板桥“六分半书”之本色:点画敦厚粗壮多承苏轼之貌,尤其是点、横喜用顿笔,转折处以偃笔翻过,纯是苏法;撇、捺及长横斜昂取势,间用提按战抖,沉着中时见飘飘欲飞之趣,学黄庭坚而善化用;至于隶书的融入,除字形方扁和横笔、捺脚多有波磔挑剔以外,许多字的结构都采用篆、隶写法,以显古拙不俗。草稿的形式感和视觉冲击力比碑文略胜一筹,夸大了主笔在字中的主导作用,打破了用笔上潜在的刻板,结构上采用字形的长短、大小、宽窄进行调节,一气呵成,在相对统一的笔势连贯中出之自然而又能做到一定的变化有度,在对比的流美中溢出朴拙的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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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博物院藏郑板桥《重修城隍庙碑记》册页(纸本,行书,22.3×18.3 cm,12开)乃《新修城隍庙碑记》草稿,初成于乾隆十六年岁末,草稿的形式感和视觉冲击力比碑文略胜一筹,夸大了主笔在字中的主导作用,打破了用笔上潜在的刻板,结构上采用字形的长短、大小、宽窄进行调节,一气呵成,在相对统一的笔势连贯中出之自然而又能做到一定的变化有度,在书法欣赏对比的流美中溢出朴拙的古意。

陆润庠书法作品01

郑板桥书法欣赏《新修城隍庙碑记》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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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润庠书法意近欧阳询、虞世南,清华朗润、婉丽劲健、平稳舒缓、意态潇洒。陆润庠国学功底深厚,书法作品自成一家,尤其可贵的是,贵为大臣但服用很简朴,虔心于儒学研究,他不是靠自己的官位,而是凭自己的文化积淀,能联善书,他温和平易近人,接物无崖岸,此性格反映在他的联意、联书中,联语均能自出机杼,清新典雅,而联书秉承“唐人尚法(度)”,端庄厚重。陆润庠眼界甚高,一般文人皆不入法眼,但他对扬州八怪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尤其是对郑板桥,他常书郑板桥现成的联对,如“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这原是郑板桥在镇江金山读书处题写的对联,陆常复书。

郑板桥《新修城隍庙碑记》不仅是郑板桥挑战唯心主义有神论思想的一篇杰作,而且也是他以其风格卓异的“板桥体”写成的一部足以传世的优秀书法作品。这里所说的“板桥体”,与郑板桥书法作品中人们常见的那种“狂怪软媚”的“六分半书”不太一样。它比较多地保留了板桥早年学习“二王”、欧阳询时的书风,全篇在楷书的基础上间或参以行草,亦刚亦柔,有藏有露,遒劲的笔力里透出灵秀之气,端庄的结体中蕴含自然之美。这种秀劲拔俗的书风,恰好与《碑记》的内容和作者当时的心态相默契。

郑板桥书法欣赏【重修城隍庙碑记】01

陆润庠书法清华朗润,意近欧、虞,然馆阁气稍重。慈禧太后作画,常命陆润庠和同治元年状元徐郙、探花李文田、进士陆宝忠为之题字。陆润庠能书法,擅行楷,方正光洁,清华朗润,意近欧阳询、虞世南笔法。若论书法,因陆润庠从科举中来,且一生为官时间较长,在光绪初至光绪三十年左右,曾屡典试事,又充会试副总裁,故几十年来文字结构变化不大,馆阁气息较浓,讲究光黑精丽,匀圆丰满,大小一律的明、清官场书体尽管这种书体(馆阁体或称台阁体),为明、清最高统治者们所常识(现故宫内布置或留存陆润庠书法不少),但都似乎缺少了一些笔墨的情趣和生动的韵味。在苏州留下墨迹较多。尝为留园、狮子林、网师园等园林书联。如为拙政园写“十八曼陀罗花馆”七个擘窠大字,下款署“陆润庠书于鄙寓小怀鸥舫”,又为“远香堂”写52字之长联一付,曰:“旧雨集名园,风前煎茗,琴酒留题,诸公回望燕云,应喜清游同茂苑;德星临吴会,花外停旌,桑麻时闲课,笑我徒寻鸿雪,竟无佳句续梅村。”

碑石镌刻者司徒文膏是郑板桥所赏识的一位金石高手,板桥书风的韵味、神采尽显于他精湛灵巧的刀工之中。所以郑板桥在论及自己几个书法刻本时不无感慨地说:“潍县城隍庙碑最佳,惜其拓本少尔。”(见郑板桥《刘柳村册子》)可以说,不充分重视这部作品,我们便不能全面、深刻地评价郑板桥在我国思想文化史和艺术史上的宝贵贡献。

《重修城隍庙碑记》草稿、《新修城隍庙碑记》碑文,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郑板桥诗文、书法创作的一个缩影。或许是出于恭敬之心,《新修城隍庙碑记》碑文乃楷书撰成,总体倾向平正方严,用笔果敢,提按顿挫明显,结构时见黄庭坚之微妙影响,主要表现于笔画向中间收紧,字势瘦而紧密,显露出一种严谨认真的心态,正如陈振濂感叹,大凡他敛心束手恭敬作书时,由于态度较拘谨而能稍掩杂乱之弊,体现出一定的统一感。尽管如此,《新修城隍庙碑记》碑文仍基本展示出郑板桥行书的欹侧结体、伸展撇捺之特征。

陆润庠是清末状元、宣统皇帝溥仪的老师。陆润庠,书法界可以说是无人不知,他的题墨笔力劲峭、水墨淋漓,在清末民初即被视为珍品,北京故宫、安徽逍遥津公园、扬州徐园、泉州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蔡氏古建筑群、湖州南浔文园文昌阁、天台山上方广寺、镇江南郊风景区的林公泉、苏州的问泉亭都有他的题墨;北京师范大学的“会贤堂”,名扬中外的北京“荣宝斋”、“韵古斋”、湖州墨浪堂均为其书写。陆润庠所题的上海豫园小东门国药店“童涵春”的匾额,三个字的润笔费即高达白银一百两,真可谓是“只字千金”。2003年3月15日中国嘉德公司在北京瀚海周末小型艺术品拍卖会上,以无底价推出竞拍的22幅对联中,陆润庠和林则徐的作品均拍出了22000元的最高价,每个字的价值也达千元左右。北京故宫有一面墙上目前还刻有清朝三位状元:翁同龢、陆润庠、刘春霖的题墨,被世人称为“三绝”。

千百年来,在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史上,把世俗约定了的祀神活动变成对神的公开否定,这样的事情,除了《史记》里记载的春秋战国时期“西门豹治邺”的传说之外,郑板桥撰此“碑记”,当属仅见。而《碑记》作为一篇论说文,其命意、析理、词章、文气等都不同凡响,自具特色,因而说它是散文中的一篇杰作。

而《重修城隍庙碑记》仅是草稿,似乎不需如此的必恭必敬,正是缘于这样的心态,郑板桥虽不是信手拈出,却基本不失为大家手笔,其中的个人性情、奇崛怪诞之趣味表现得较《新修城隍庙碑记》碑文更为突出,呈现出成熟的、地道的晚年郑板桥“六分半书”书法之本色:点画敦厚粗壮多承苏轼之貌,尤其是点、横喜用顿笔,转折处以偃笔翻过,纯是苏法;撇、捺及长横斜昂取势,间用提按战抖,沉着中时见飘飘欲飞之趣,学黄庭坚而善化用;至于隶书的融入,除字形方扁和横笔、捺脚多有波磔挑剔以外,许多字的结构都采用篆、隶写法,以显古拙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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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板桥原本是个无神论者,早在撰写这篇“碑记”之前17年,他在与其堂弟讨论购买一块“墓田”问题时,就对“风水”之类的“堪舆家言”表示了十分不屑的态度。(见郑板桥《焦山双峰阁寄舍弟墨》)但在潍县,修葺被大雨损坏了的城隍庙,却又是他作为一县之长所必须操办的祀神之事。这当中所包含的鬼神迷信,比“堪舆家言”要厉害多了。撰写这篇修庙的“碑记”,他还能坚持自己的无神论观点吗?如果郑板桥采取公事公办的态度,袭用官话、套话为城隍爷唱一通赞歌,说明修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未尝不可以敷衍塞责。然而他没有这样做。作为一个杰出的文学家和书画家,他有自己坚定的人生态度和独特的文化见解。

为什么郑板桥《重修城隍庙碑记》里有一个“读”字被圈出来?新修城隍庙碑记,这类文字是要用于竖碑立石的。用于刻石的墨迹有两种,一是写好纸本,摹刻上石。二是直接在石头上书写,在原字上刻,这叫书丹。这件墨迹,以上两种都不属于。应是正式书写前的稿本,所以字体比较随意。稿子写完后,还要再誊抄一遍,最后按照正式版上石。按照稿本的思路来推断,那么这个读字的圈点,最大的可能就是删除,就是不要这个字。有这个推测以后,可以用刻石正式本进行印证一下。所以可以看到最后上石的时候,是没有这个读字的。而其字体也确实是近楷书,更端正。就说明,城隍庙记墨迹本至少有两本,也基本可以确定这个读字的圈点属于删除符号。古人对于错字删除,除了圈,还会用点,在字旁点三个点表示错写不用。

陆润庠书法作品02

郑板桥撰写《碑记》这样一篇关乎世道人心的文章,他当然不能放弃自己建立在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基础上的无神论观点。他不仅没有放弃,而且还借此机会,把自己酝酿已久的观点做了一番淋漓尽致的发挥,使《碑记》成为我国古代延绵不绝的无神论思想在清代中叶的一个光辉续篇。在写诗作文问题上,他主张“直摅血性”,反对随波逐流,推崇“端人品、厉风教”的诗文“命题”,强调“可以终岁不作,不可以一字苟吟”。(见郑板桥《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五书》)古代环绕府州县邑的城(墙)和抱城而流的隍(壕沟),原系人为的护城设施,后被古人以巫祝思维附会为城市的守护神。于是设庙供奉城隍,焚香顶礼,渐渐演化成了一种礼制,一种文化。及至明朝洪武三年,明太祖朱元璋便把祭祀城隍作为一项礼仪制度推向了全国。清袭明制,城隍庙遍及国内大小城市,香火鼎盛。随着时间的推移,城隍的功能由早先对城市的守护,越变越邪乎,最终变成了在阴间对人的灵魂进行裁决和赏罚的主宰,威严无比。鲁迅小说《祝福》里的祥林嫂,因为嫁了两次人,柳妈便说她死后到了阴间,阎罗王要把她“锯”开来分给两个丈夫,便使得祥林嫂无比恐惧,拿出全部积蓄去土地庙“捐门槛”,以求赎罪。可见城隍、阎罗王之类的迷信,对劳动人民的毒害是何等深重。郑板桥当时就是在与此相同的文化背景下,作为县令,倡修潍县城隍庙,并且写出这一篇不同凡响的“碑记”的。

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理庵,又号板桥,兴化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官河南范县、山东潍县县令,有政声,“以岁饥为民请赈,忤大吏,遂乞病归。乾隆十四年(1749),郑板桥(1693-1765)就任潍县知县的第四年,经年失修的潍县城西城隍庙在某日的大雨中倒塌了。郑板桥在视察之后,建议修缮,得到了乡绅们的附和、资助。三年后,城隍庙修葺一新,作为县太爷的郑板桥于乾隆十七年五月作成《新修城隍庙碑记》志其事,并由司徒文膏勒石(城隍庙碑,190×80cm,现藏于山东省潍坊市博物馆)。

陆润庠不仅对书法和文、史、哲及历代官职制度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其书写的楹联更堪称清末一绝。其传世的名联墨宝书法作品甚多,如:“蝌蚪尝收古鼎,龙蛇走遍老藤”;“名花弄果雕栏护,古欹新铭小篆镌”;“公羊笔墨能超俗,司马文章妙入神”;“春水方生,花来镜里;吾庐可爱,酒满床头”。“学古入官,于人有济;遵贤乐义,其德克明”;“纵横百家才大如海,安坐一室,意古于天”等。今苏州寒山寺就有陆润庠题写的楹联一副:“近郭古招提,毗连浒墅名区,渔火秋深涵月影;傍山新结构,依旧枫江野渡,客船夜半听钟声”。他在苏州月驾轩憨憨泉畔题写的一幅楹联:“在山泉清,出山泉浊;陆居非屋,水居非舟”,既写出憨憨泉的自然可爱和人世的混浊,又巧妙地勾勒出月驾轩似屋非屋、似舟非舟的形态特征,可谓雅俗共赏、诙谐有趣。他在扬州徐园正厅听鹂馆的抱柱上题写的楹联更是气韵生动、色彩斑斓:“绿印笞痕留鹤篆,红流花韵爱莺黄”。据说民国初年,护法军政府首席总裁岑春煊曾专程拜访陆润庠,当时上海有人出联征对:“岑春萱拜陆凤石”(凤石为陆润庠的字,春萱为春煊的谐音字),时人许弼丞应以菜名对之:“川冬菜炒山鸡丝”,可谓巧对。由于陆润庠善楹联,时人还将清末同治七年到光绪三年间先后考中状元的五位名人:洪钧、梁耀枢、陆润庠、曹洪勳、王仁堪的姓名偏傍,编了一副五行巧对:“五科五状元,金木水火土;四川四等位,公候伯子男。”

郑板桥秉承我国古代无神论思想家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在《碑记》一开头就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天、地与人之间“各一其名,各一其物,不相袭也”的看法,认为“苍然之天”是不可能像人那样长出耳目口鼻来的。所谓“千古礼意”,简言之,就是“自周公以来”古人所秉持的“神道”和“人道”观念,以及对二者关系的处理方式。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唯物论与唯心论、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分野。但“自周公以来”,“古帝王”出于“神道设教”的需要,把“苍然之天”“呼为上帝”,“于是耳目、口鼻、手足、冕旒,执玉而人之;而又写之以金,范之以土,刻之以木,琢之以玉;而又从之以妙龄之官,陪之以武毅之将,天下后世遂裒裒然而从之,俨在其上,俨在其左右矣!”就是说,老百姓所顶礼膜拜的“上帝”(“玉皇”),其实是“古帝王”为了“教化”他们而“人之”出来的一种莫须有的“神”。他们当中如果有谁“不媚不信”,那么,按照春秋时代郑国大夫子产的看法,那就是“愚民”。“愚民”当然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所以郑板桥在援引了子产的高论之后,立刻呼应道:“然乎!然乎!”

在认识郑板桥“六分半书”风格之后,我们对这件《重修城隍庙碑记》草稿,应该已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审美框架。由于碑文的实用目的,郑板桥的创作显然不可能等同于平日近乎发泄性的创作心态,注定了《重修城隍庙碑记》没有越出《新修城隍庙碑记》碑文的大格局。但是,郑板桥在草稿中赋予的形式感和视觉冲击力比碑文略胜一筹,或许能算得上是晚年郑板桥的成熟风貌,尽管比不上典型的“乱石铺街”(如《书李商隐七言诗轴》,草隶,150.3×46.2cm,南京博物院藏)之怪异奇特和随心所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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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被“人之”了的“上帝”,其教化作用主要是诱导人们去迷信“神”即古帝王的意志的话,那么,城隍被“人之”以后,掌握着祸福生死之权,那么教化作用就不只是迷信、顺从,而是令人裒裒然而惧之了。郑板桥在描述城隍庙里“十殿之王”逞威,“刀花剑树”森严的恐怖景象之余,特地加写了一段自己的亲身感受:“非惟人惧之,吾亦惧之。每至殿庭之后,寝宫之前,其窗阴阴,其风吸吸,吾亦毛发竖憟,状如有鬼者。”联系到后来鲁迅描写的祥林嫂的悲剧,我们不是可以深深地感到郑板桥在履行县令职责,操持城隍庙的维修事务时,对作为这项事务思想支撑的“千古礼意”进行一番探讨、辨析和批判,是多么必要、多么睿智吗?

步入花甲之年的郑板桥展示出得心应手的形式技巧以增加审美强度,譬如,夸大了主笔在字中的主导作用,打破了用笔上潜在的刻板,结构上采用字形的长短、大小、宽窄进行调节,一气呵成,在相对统一的笔势连贯中出之自然而又能做到一定的变化有度,在对比的流美中溢出朴拙的古意,亦如郑方坤《郑燮小传》所记的“时时作字,古与媚偕者是已”。郑板桥在其间注入的表现意趣也是显而易见的,结字形态的强烈变异和参差不齐,竭尽摆布之心机。平心而论,这种在郑板桥看来似是“不经意”的经营,难免令人感觉到有精心造作的痕迹,所以,徐利明感慨,郑板桥在书法作品创作中的着意经营远没有达到自由的境界。

陆润庠书法作品03

不仅如此,郑板桥对潍县城隍庙大门外建“演剧楼居”一事的解释,也是颇为耐人寻味的。他认为,古圣贤既然把“上帝”“城隍”之类的“神而不人者”当作人来祭祀,那么,在潍县城隍庙大门外建个“演剧楼居”来“娱神”,当然也就顺理成章。楼建起来了,在他看来,“娱神”之说,虽属妄言,但演剧对世俗人生却不无裨益。所以他说:“况金元院本演古劝今,情神刻肖,令人激昂慷慨,欢喜悲号,其有功于世不少。”可见,是否“有功于世”,这是他探讨“千古礼意”的一个重要思考。这个思考,既使他的探讨获得了历史的正义性和进步性,也使他在价值评估上避免了绝对化和简单化,是非取舍,情通理达。《新修城隍庙碑记》是清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郑板桥在山东潍县任县令时创作的一个既具有很高思想文化价值又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书法作品。此碑高190厘米,宽80厘米,碑额镌有“城隍庙碑”四个大字,碑文20行,893字,有文、书、刻“三绝”之誉。它在历经了两百余年的历史风雨之后,现作为国家一级保护文物,存放于山东潍坊市博物馆。坊间有拓本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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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润庠(1841~1915)字凤石,号云洒、固叟,元和(今江苏苏州)人。同治十三年(1874)状元,历任翰林院编修、山东学政、国子监祭酒、内阁学士、工部尚书、吏部尚书、厘订宫制大臣、东阁大学士、弼德院院长,曾五次任乡会试主考官,他是溥仪的三位老师之一,最后病逝于故宫毓庆宫。光绪庚子(1900)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西行途中,代言草制。官至太保、东阁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宣统三年(1911)皇族内阁成立时,任弼德院院长。辛亥后,留清宫,任溥仪老师。民国四年卒,赠太子太傅,谥文端。喜交艺友,或论诗文,或作书画,一时如同治元年状元徐郙、吴荫培、叶昌炽、潘遵祁、潘曾莹以及太仓的陆增祥等,时有往来。

潍县城隍庙的修葺工程本来是作为一县之长的郑板桥自己发动的,而他在撰写这篇《碑记》时又来大谈其无神论思想,这岂不要陷入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吗?没有。因为他在动笔之前,就为这篇《碑记》定下了一个极富学理性和包容性,从而能够超越惯常思维的“命题”。这个“命题”就是他在碑文行将结束时所总结的那句话:“若是,则城隍庙碑记之作非为一乡一邑而言,直可探千古礼意矣!”读《碑记》,我们感到,其中谈论的各种话题都是被笼罩在探讨“千古礼意”这个总题旨之下的,潍县城隍庙的修葺事宜,也不例外。这样的探讨,非但没有使郑板桥陷入自相矛盾,反而更见出他学养的丰厚、思想的深邃和襟怀的光明磊落。

郑板桥书法欣赏【重修城隍庙碑记】02

一举得魁。元和(今江苏苏州)有家姓陆的,亦儒亦医,颇有名气。大清帝国晚期,陆氏家族中有个叫陆懋修的,考入官学学习,太平军北进,陆懋修随家人逃难上海,穷困潦倒,遂以家传医术为人治病谋生。他医术高明,在上海一带很有名。治病之暇,他研讨《黄帝素问》等医学典籍,著述不缀,有《内经运气病释》等专著问世。陆懋修有个儿子,道光二十一年(1841)五月生于镇江丹徒(今江苏镇江)学舍。镇江,古称“润州”;地方学校,古曰“庠”。故取名“润庠”。学舍中有宋乾道二年(1166)《熊克风石图赞》,故以“凤石”为字。陆润庠聪明好学,10岁便读完了儒家的《九经》;对家传医学,他也用心学习,颇懂医术。他凭藉儒学根底考中乡试,成为一名举人。同治十三年(1874)二月,会试中式。四月二十一日,殿试在保和殿举行,陆润庠一举夺魁,成为大清王朝第一百零一名状元。此科进士共337名,是同治皇帝的最后一批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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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板桥书法创作观念明显与之一脉相承,《答方超然札》曰:吾辈赋诗作文、写字习画,虽云不悖于古,亦不可信古太过。神而明之,明而化之,全由此心主持,不为所囿,亦不为所惑。师法古人,变化在我,如此始能卓拔成家,与古抗争。若泥古太过,自坠夹板之中,脱身无日,则飞虫入网,盲人迷道,将见其越跳越紧,越撞越昏,永失自在也。老弟草书,即系师古太甚,偏涉迹象。功夫非不深邃,而笔情少活脱之妙,结有呆板之形,因求古反为古所困,刻鹄类鹜,前人早有警悟之语。愿此后作草书时,以心役手,勿以手就心,象求以外,再以神求,神会融通,书法自能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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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板桥独创“六分半书”新书法字体,楷、草、隶、篆融一体,笔方法多样,结体夸张,长窄更长窄,宽的更宽,斜的更斜,章法布局大小错落,上下左右互相响应,疏密相间,所谓“乱石铺街”,富有节奏韵律感,独创写意,着意趣味。

陆润庠书法作品04

“六分半书”,据郑板桥自述,是以八分书和篆、草、行、楷相杂而成。对此,郑板桥也颇为自得,足以体现其“敏锐过人的才华和不谐时俗的胆魄”。也正是这个“六分半书”,即为后世一直关注郑板桥之所在,以致后来者异口同声地称誉其为一个创新的典范。的确,与金农“漆书”并肩而起的“六分半书”在清代书坛上是个奇特的存在,令人感受到一种标新立异的格调,可谓是异军突起、惊世骇俗。据《广陵诗事》记载,郑板桥“少为楷法极工,自谓世人好奇,因以正书杂篆、隶,又间以画法,故波磔之中,往往有石文、兰叶。”此语基本道出了郑氏书法形式美的内部结构:一为以正书杂篆、隶,二为间以画法。所谓“世人好奇”,应该是指当时帖学书风日趋衰落,世人多求“别调”而形成崇新尚奇的新风。蒋宝龄《墨林今话》有诗云:“板桥作字如写兰,波磔奇古形翩翩,板桥写兰如作字,秀叶疏花见姿致。”可见,作为兰竹画家的郑板桥将其兰、竹画意入书,将书法入画,成为自家画格与书格。

陆润庠生于润州庠序(即学校),名字由此而来。旧时县学壁端立有凤石碑,且母生他时,梦至园中,见一凤凰落阶石上,寤而公生,昔日的名与字是相连相辅的,父母顺理成章为他起字“凤石”,分明希望他读书中举。他是江苏晚清到民国的传奇人物,据《清史稿·列传二百五十九》及《中国历代状元名录》《中国状元大辞典》等书记载,其远祖是唐代名相陆贽,七世祖陆肯堂是康熙二十四年状元,祖父陆方山及父亲陆懋修精通医术,都是苏州有名望的儒中医。

郑板桥跋《墨竹图》云:“吾作书,又往往取沈石田、徐文长、高其佩之画以为笔法,要知书画一理也。”因此,郑板桥“六分半书”,到处可见画意的笔法,尤其撇画,或长或短,飘逸飞动,颇似兰叶。而且,其章法借鉴绘画之布局,或大或小,或左或右,如“乱石铺街”,具有浓郁的趣味特征,正如何绍基《跋郑燮道情词卷》所说:“板桥字仿山谷,间以兰竹意致,尤为别趣。”

陆润庠于同治十三年(1874)参加科考,经保和殿殿试,一举夺魁,高中进士第一名,成为大清王朝第一百零一名状元。入值南书房,迁侍读,出督山东学政,后做过御史,又擢内阁大学士,还做过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辛亥革命以后,陆润庠不愿做民国的官员而做遗老,享受逊清的俸禄。从此他就离开政界,而致力实业救国,他和张謇一样热衷于办实业,在苏州创办了苏纶纱厂和苏经纱厂,风生水起,这便是轰动一时的“状元办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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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板桥书法欣赏【重修城隍庙碑记】03

陆润庠书法作品05

在《重修城隍庙碑记》中,我们还可了解到郑板桥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态度。草稿初成后,由赵六吉装裱成册,乾隆十七年元日(即1752年2月5日),郑板桥作了题跋:板桥居士作城隍庙碑草稿初就,赵君六吉即剪贴成册,可谓刻划无盐,唐突面子矣。是碑不足观,而作文之意,无非欲写人情所欲言而未能说者,实在眼前,实出意外,是千古作文第一诀。若抄经摘史,窃柳偷苏,成何笔乎?乾隆十七年元日,板桥道人郑燮又记。

陆润庠与扬州吴引荪道台同朝为官,交情匪浅,吴道台故居落成自然要请陆赐墨宝。最主要厅堂是滋德堂,坐北朝南,正厅五间。厅前建有回廊,转角处不设角柱,而在上面悬臂梁,下面吊一木雕花篮,正好用花篮巧妙地遮住木构件相接处,为扬州仅见。“滋德堂”三字即为陆润庠书,是楷书,左方有他的落款和印章。“滋德”出自《尚书》的《泰誓下篇》,原意是:“树德务滋,除恶务本。”唐代大学问家孔颖达解释这句话的意思说:“立德务滋长,去恶务除本。”就是说,要不断地培养好的德行,而对邪恶的东西,要从根本上将它铲除。他既是对吴道台的希冀,也是自己为人、为政的表白。陆题写认真,吴安放慎重,将当朝一品的题匾放在最核心的厅堂。

正如张维屏《松轩随笔》归纳:“板桥有三绝,曰画、曰诗、曰书,三绝之中又有三真,曰真气、曰真意、曰真趣。”“真气、真意、真趣”,乃是郑板桥艺术的魅力所在,也是他论文谈艺的核心内容。在郑板桥看来,文章应“敷陈帝王之事业、歌咏百姓之勤劳、剖析圣贤之精义、描摹英杰之风猷”,要经世致用,能反映社会现实。所谓“欲写人情所欲言而未能说者,实在眼前,实出意外,是千古作文第一诀。若抄经摘史,窃柳偷苏,成何笔乎?”,不正是郑板桥所主张的“直摅血性为文章”、“凡作文者,当作主子文章,不可作奴才文章”的最好诠释吗?

说起陆润庠的家世,那是相当显赫。据《清史稿·列传二百五十九》及《中国历代状元名录》、《中国状元大辞典》等书记载,陆润庠,字凤石,生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卒于1915年,江苏元和县(今苏州)人氏。其远祖陆贽是唐代名相,七世祖陆肯堂是康熙二十四年状元,祖父陆方山及父亲陆懋修精通医术,都是苏州有名望的中医。据说,陆润庠是在镇江出生的。在晚清知识分子蔡云万所著的一本《蜇存斋笔记》中记载,陆润庠的父亲陆懋修当时在镇江做教谕(相当于教育局长),陆润庠出生的前一天晚上,他母亲梦见有凤凰落在石阶上。镇江古称润州,而学校古称“庠”,所以这就成了他的名字,而因为这个梦“凤石”则成了他的字。不过,关于他的字另有一种说法,鲁勇先生在他的作品《逊清遗老的青岛时光》中称,是因为学校中有一块碑题为《熙克风石图赞》。另外,在《清史稿》中并没有陆润庠出生在镇江的记载,这是陆润庠一出生就带给世人的笔墨官司,在他一生之中,这种纠纷从未断过。

正如郑板桥所言“文章以沉着痛快为最”,《新修城隍庙碑记》夹叙夹议,文风接近朴实而不失豪宕一路,述事言情,声色激越,通过对“新修城隍庙、设立戏楼”之事的描述,发表对古今礼仪的独特见解: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人而神者也,当以人道祀之;天地日月、风雷山川、河岳社稷、城隍中霤井灶,神而不人者也,不当以人道祀之。然自古圣人亦皆以人道祀之矣,夫茧栗握尺之牛,太羹元酒之味,大路越席之素,瑚璉簠簋之华,天地神祗岂尝食之、饮之、服之、御之哉?盖在天之声色臭味,不可仿佛,姑就人心之慕愿以致其崇极云尔。

在一本名叫《柳斋医话》的资料中记载,陆润庠幼年时期身体瘦弱,肠胃功能也很差,喝了中药消化不了,还闹得肚子不舒服,家中老人都担心他养不活。好在,他爹是当世名医,改用食疗的方法,让他长期进补。他爹自创的“食疗秘方”就是把海参和阿胶放在一起煮粥,让他每天限量吃,再逐日增加。这个方子的作用还真是立竿见影,吃了半年之后,陆润庠的体质有了很大改善。看到确实见效,当地人纷纷跟着学,于是越传越广。江浙有些地方,至今还有一刮起秋风,就吃海参阿胶粥的习俗。

在城隍庙设立戏楼,应该是郑板桥一手策划的,有悖于习惯,然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郑板桥朴素的民本思想。从明代中后期开始,戏曲流行,成为民间宣传、施教的最好的艺术样式。在此,郑板桥首先强调了戏曲的宣教功能:况金元院本,演古劝今,情神刻肖令人激昂慷慨,欢喜悲号,其有功于世不少。至于鄙俚之私,情欲之昵,直可置不复论耳,则演剧之楼,亦不为多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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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城隍庙设置戏台也就合乎情理了。所以,郑板桥叹曰:“今城隍既以人道祀之,何必不以歌舞之事娱之哉!”他还专门城隍庙戏楼书七言联“切齿漫嫌前半本,平情只在局终头”、十言联“仪凤箫韶遥想当年节奏,衣文康乐休夸后代淫哇”、匾额“神之听之”和“惟德是辅”。身体力行,何等乐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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