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名工程”孙晓云访谈

日期:2019-10-02编辑作者:澳门新萄京最大平台

  许雄志

  孙晓云

  李啸

  别署少孺

  1955年出生

  1967年出生

  1963年出生

  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行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楷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篆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江苏省文联副主席

  江苏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西泠印社理事

  江苏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采访时间:2013年7月

  河南省书法家协会篆刻专业委员会主任

  南京市书法家协会主席

  采访地点:江苏省南京市李啸家中

  河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采访时间:2013年7月

  记 者:李老师,您是如何把帖学和碑学融为一块儿,形成自己的风格?您学书法大概是经过了几个阶段?

  采访时间:2013年7月2日下午

  采访地点:江苏省美术馆孙晓云办公室

  李 啸:我小时候是受父亲的影响,因为我父亲是一个地方的书法家,就很早接受了书法的学习。但是早期呢,在我们这个年代都是学的唐楷,我的父辈虽是学理工科的,但是他也是受家学的影响,一直是从事书法的学习,所以我最早学的是柳公权,也就是在开始学铅笔字的时候就开始学毛笔字了。柳公权学了很多年,可能10岁开始学颜真卿的,小时候对楷书的学习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基本上那时候父亲不要求我们把功课完成好,但是每天两百个大字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上到4年级的时候,学校校牌是我写的。当时也就有一种小小的成就感,在不断地激励着我一直没有把这个东西丢掉。但是到1983年我16岁时才接触到第一本行书字帖,米芾的,当时如获至宝。在我们那个时代,能接触到的字帖是非常少的。因为物质条件的限定,你看不到。所以现在的年轻人是非常幸福的,想有什么样的帖都能够查到,在我们时代是非常难的。但是那个时代给我们这一代人也是一个特定的优势,就是不停地重复对技法的训练,因为他接触的面少,他不停地在一口井里面挖,一直挖到水为止。现在接触的多,但是对传统技法的训练,没有重复训练的这种韧性,我觉得这就是我们60年代的书家比这一代书家的优势所在。

  采访地点:河南省郑州市许雄志家中

  记 者:孙老师,我们都知道您出身世家,家学渊源,您能不能谈谈您的书风形成的过程?

  记 者:这是您第一次接触到真正的书法?

  记 者:许老师好,您学书法的道路曲折吗?

  孙晓云:我3岁开始写字,今年58岁,写了55年。可以说55年我只要有时间,肯定是写字。写字是我最原始的一种兴趣,但实际上现在这个原始的兴趣和书法的事业、社会的责任包括现在实现中国梦、伟大的文化复兴都连在一起了,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很幸运的。书法说到底它还是文字,所以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息息相关的一项事业。这不像其它的艺术,仅仅是一部分人在做的事。书法事业是全体中国人、全部汉字国家、全体炎黄子孙,包括现在世界各地仰慕中国文字的所有人的一项很重要的事业。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事业,全体中国人的事业,我能够在其中做得比较好,能够在这种伟大的文化复兴当中承担起一个书法家的责任,一个社会责任、一个历史使命,我觉得我真是很幸运的。当然了,从小练字,真草篆隶行都要写,我为什么定在行书、行楷上面呢?因为我觉得和我从小的练习有关系。我从小进入书法的学习就是从行楷进入的,小时候写楷书嘛,然后行草篆隶都写过。但是我觉得呢,我选择行楷出于几方面,一个是小时候的阅历,一个是我的性格,还有一个就是民众对书法的适应度。大部分人学书法就是从行楷开始,因为它最贴近生活、最适用,触及面最广、受众面最广。所以我觉得让更多的人能够喜欢、接触书法、能够了解书法都是从行楷开始,这也正是我的特长。我在一个比较安静的心态当中,加入一些灵动、加入一些情绪、加入一些感觉,这个主要跟我心态也有关系,跟社会的需求面和我长期训练书写的面有很大关系。所以我呢,主要是帖学嘛,帖学就是楷行草,主要是这个。因此我自然而然就选择了这个,而且大家对我行楷上面的这种认可,也让我在这个方面要做得更好,所以就一直在往上面做了。

  李 啸:就是行书体,以前只看到唐楷的字体,因为市面上也没有这样的印刷品,所以我记得非常深刻一直到1983年,上高一的时候,当时看到一本米芾帖,觉得书法还有这样写的,当时就每天写、每天练。所以我到上大学的时候,基本上米芾帖写得非常非常到位、非常非常像。所以当时南京的季伏昆先生第一次看到我写的字时说:“你写得这么好!”其实当时也没有老师指点。当下的年轻人多是我们一般意义上说的,很多都是从传统经典里面出来的,但是真正到学习书法的过程当中,我给他总结为两种,一种是完全从传统理念的学习当中获得成功的。但是很多的书家都是通过向传授老师的直接学习,我现在形成的这种风格,其实在我十几岁的时候遇到了戚庆隆先生,他曾在四届全国展获全国奖。当时我没有接触过墓志,看他这个字写得特别好,就一味地对他进行追摹,就像现在年轻人追摹获奖书家一样,对他开始非常崇拜,追摹他的这种获奖的风格,然后慢慢地写到一定程度以后觉得自己不行,观念上开始转换,很多人也会经常说:“哎,你是学谁的?”由此,自己慢慢地想和老师的风格脱离开,并把所有北魏墓志找过来,选择了几种自己认为比较喜欢的开始下功夫去临帖,大概临了五六年,基本上把墓志笔法掌握了以后,慢慢地我开始临习褚遂良,开始用行书的笔法去融通变法。其实,学习的过程最早是对一种字体要下足充分的功夫,要掌握一种技法,然后去遍习百家,融通变法,形成自我风格的一个过程。真正一种风格的形成,它还是从传统里面出来的,但是真正想形成一种书风,现代的人还是会受老师的影响,因为他直观地看到老师的书写方式,对他影响会更大,所以我觉得现在这种师承的东西非常重要。不要认为学生学老师的就是不好,关键最后看他自己的领悟能力,往往面对传统经典的时候,很多书家觉得高不可攀,他心里面存在一种恐惧感,但是当面对老师鲜活笔法的时候,你特别容易去上手。所以现在很多人临摹老师的作品,我不反对。但是他临摹到一定份上的时候,他要转换,他要再回归到传统当中去借鉴,然后慢慢地与老师剥离。其实我早期写墓志,我没见到很多墓志的作品,我是受老师的影响。然后到最后发现了自己书写当中存在一些问题的时候,甚至觉得与老师逐渐贴近的时候,开始从传统里面再去借鉴、再去学习,是这样一个过程。

  许雄志:不曲折。高中毕业以后即参加工作,赶上80年代初文艺开始复兴,书法、篆刻、绘画,包括当时文学诗歌等艺术全面开始进入复苏。小时候受我父亲的影响。上小学的时候不好好读书,赶上“文革”的后期,当时纱厂里成立了“批林批孔宣传小组”,我父亲字写得不错,抽调去厂里宣传小组搞宣传。那时候我不好好上学,整天跟着我父亲后面看他们“写字画画”,应该说最早的萌芽是在这种环境下形成的。上初中我开始喜欢画画。每次画完、签上名字以后,须有一个图章盖啊!于是自己就琢磨着怎么能刻个图章。找来现在的那种麻将子,把上面的字磨干净了就刻。这样慢慢地对篆刻开始有浓厚的兴趣。再从篆刻慢慢延伸到书法,尤其是篆书和隶书。我学篆刻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安阳群艺馆的徐学平先生。他已经去世很多年了。80年代初,我在报社印刷厂工作,工种就是刻字,刻铅字。那时经常在报纸上看到徐先生发表的篆刻作品,我从编辑那儿得到徐先生的地址,我就给他写信请教,把我自己刻的东西帖好寄上。他也很快就给我回信。这样的形式差不多持续了一两年时间,后来他就在信中给我说,你有点舍近求远,郑州就有一位知名的篆刻家,向我推荐了李刚田先生。李先生当时在郑州文联工作。当时省书协在安阳办了一个培训班,李刚田老师还有其他一些篆刻家都在安阳集训。当然我属无名作者,还没有参加的资格。后来徐先生给我写了个推荐信让我去找李刚田先生。之后很多年我一直和徐先生联系不断,他是我在篆刻上的第一个启蒙老师,后来向李刚田老师学篆刻,应该说真正引我上正道的,教我印宗秦汉的是徐学平老师;指点我书印统一、印从书出、书从印入等这一些理念的,是李刚田老师。后来又先后认识了马士达、黄惇和韩天衡诸位老师。对我来说学习书法、篆刻最关键的两个人,是徐先生和李先生。到后来眼界进一步开阔,包括对一些古代艺术品的收藏与鉴赏。韩天衡老师对我是有影响的,他不但是著名的篆刻家、书法家、画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鉴赏家;马士达与黄惇先生都是印学界重量级的人物。长期得到他们的指教,这对我来说是很幸运的。

  记 者:刚才您说到帖学,那帖学是什么呢?碑学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记 者:李老师,很多评论家对您的评论是这样说的,就是用帖法书写碑法,书卷气成为您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开创了您行楷书的一个新的范式。这个评价您认可吗?

  记 者:就是您基本上没走弯路。

  孙晓云:帖学的概念它是相对于碑学来说的,我们现在对于帖学的概念主要是讲法帖,帖学的概念一直到明代中期才有,当时兴碑了以后才有帖学这个概念。在以前是没有帖学和碑学这个概念的。中国就算它两三千年书法史的话,应该讲前面都是帖学的一个铺垫。一直到明代中期以后才有碑学概念,才有帖学一说。实际上帖学的概念,对我来说就是毛笔的真迹。就是毛笔落在纸上,落在竹简上,落在载体上的一个真实的墨迹,就是第一时间形成的墨迹,我们都可以把它称作“帖”。那你经过雕刻、经过拓以后,不能严格的叫帖学。但是我们现在比如说《圣教序》是刻在碑上的,对吧?我们也把它作为帖学范围,因为它是法帖,它是严格地按照帖刻下来的,而且损伤并不大。你像有些比如说《瘗鹤铭》,按道理它也是根据毛笔写下来的,但是它经过风吹雨蚀,在江底的浸泡,《瘗鹤铭》已经很模糊了,我们就很难说它是很严谨的法帖了,所以这个是区别很大的。那么我呢,非常看中书法中毛笔笔墨在载体上的必然效果。因为我们在书写的时候,肯定是以我的感受,以给我第一效果为最直接的感受。所以我为什么喜欢帖学,也是这个道理。你说甲骨文,它就是用毛笔、用朱砂写在龟甲上面的,然后再去刻,在地底下埋个几千年,再把它刨出来,再把它拓出来。那个尖尖细细的,都不是它的自然状态,是刻出来的。但是我们甲骨文也出土了一些就没有刻过,全是毛笔写的,和它这个状态是不一样的。当时写在上面是什么样,我在临摹的时候就是临摹它第一时间的必然效果。我不可能临它刀刻过的,如果那样的话,我再刻那才叫临,是不是?真正的甲骨文的临法,先用毛笔写,写了以后再去刻,刻了以后再埋到地底下,埋很长很长时间,再拿出来以后风化,然后再拓出来。这才叫做真正有过程地临摹或是复制。我现在讲的这个法帖临摹,我特别在意它第一时间的效果,就是它还没有刻的时候,这才是我毛笔书写的第一效果,我就特别看中这个。是我们学习古人,学习用毛笔书写的最直接的方法,是学习渠道最畅通的,最不会指鹿为马的途径。启功先生说过一句话,他说一生嗜笔不嗜刀。他说他就是学习毛笔的,他就是嗜帖嘛,他就觉得刻过的东西当然有它特别的效果,但已经不是毛笔最直接的反映。所以你真的要用毛笔去练习、去临摹的话,你应该体验它的心路,体验它对毛笔的感觉和在纸上的必然效果,你就看它最直接的东西。我们篆刻的话,它不可能用毛笔,它肯定是用刀去刻了,它直接的效果也不一样。而且我们现在对碑学的看法,实际上是相对于几千年发展下来而言,是这个毛笔的书写方法的一种对应。它是一种雕琢性的,是一种可以复制性的,几次再创造性的。用毛笔书写碑的几次再创造的效果,就会带来很多自己的想象、自己的再创造。这个意义和直接临帖的意义,是不太一样的,应该有很多现代意识在里面的,再创造的意识在里面的。当时临的时候,就有再创造。因为当年兴碑的年代,应该是明末清初这个历史阶段,整个在文化上都是在创新,都是在突破,都是在一种颠覆的萌芽状态当中。我们这个历史阶段,我想从任何一个历史时空角度都可以切入。没有说你只能学帖学,不能学碑学。现在历史变成一个横向的发展。我们一点击可以知道世界各地横向的此时此刻的任何一件事情。但是古老的历史要一天一天过去的,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历史观,已经不是纵向的了,是横向的。所以我们此时此刻在做的事情,随时可和世界各地的事情相比较。那么我们的选择,不仅仅是根据前人的经验,根据我们前一代对书法的看法,而是面对此时此刻的世界各地,面对全世界对中国汉字文化的看法。我们现在的选择要丰富得多,而且我们的观念必须是横向的。纵向的概念是古人和历史都提供给我们了,两千年前的《诗经》上古人就讲了“如将不尽,与古为新”。他们都讲我们与古同行,必将会有新的东西产生,“与古为新”嘛,那现在我们更是这样。也就是《兰亭序》中早就说过的名言“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李 啸:评价过高了一点吧。我呢,应该是跟北方的书家写北魏不一样,北方的书家可能是雄强的东西更占据主体,我更多的是把南方的这种秀美的东西、柔韧的东西掺到碑里面,所以把碑雄强的东西稍微柔化了一点,灵动化了一点。另外一个就是把这个北碑的东西跟行书的东西、跟唐楷的东西稍微融通了一下,更具有南方秀丽的审美特点。“开创”一种东西,不好这样说。

  许雄志:没走弯路。所以说我是很幸运的,许多爱好者或者因为他所处的地域的问题,或在偏远县城,或者在一个偏远乡村,他周边没有好的艺术环境,没有人领路指点,他可能需要很多年的摸索,甚至可能会走上歧路。

  记 者:形成全民的书法,根本上应该从哪开始?

  记 者:秀美的东西是帖学的一种特点吗?

  记 者:听说您还是一个收藏家,我们知道收藏是需要很厚的家底来做这些事情的,您做收藏容易吗?

  孙晓云:从幼儿教学开始。

  李 啸:是帖的东西。就是把帖跟碑的东西糅合了一下。

  许雄志:很多人都说做收藏一定要很有钱,当然现在来说,市场很成熟了,尤其是古印一类藏品,是需要很花钱的。但是我在还不需要花很多钱的时候,藏品已比较丰富了!因为我起步较早,那个时代这方面市场价格体系也没有完全形成,花很少的钱就能买很好的好东西,这对现在刚刚涉入收藏的人是不可企及的。二三十年以前,一方汉印才卖几块钱,后来到了几百元一方,现在到了几千元甚至几万、几十万一方都有。对于古典作品的收藏,很多书画家也好,还是其他文人雅士也好,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必须的修养。如果你是作家、学者,可能会注重对古代一些翰林和仕宦人物的手札搜集与典藏;对于书法家来说,可能会注重对于古代名家墨迹的收藏;对于画家来说,可能会注重对于古代的经典的一些名画家作品的收藏;对于篆刻家来说,不论明清流派各家的篆刻作品,还是秦汉的古典作品,虽然你不一定要拥有多少,你至少对它们要有一个够深刻的认识,你和它零距离地面对面地接触,那自然是不一样。比如说碰到一方古代印章之后,它是一方官印,是什么样的官职,它的背后所牵涉到的当时的官吏制度,它的铸造情况,那个时期这方印是如何刻制的等等问题。可以从这个点上,来把这个时代的历史背景做一个扇形铺开,这对你的知识结构,或者说在这个知识结构的背景下,你对当时的一些情况都能展开来研究。很多人说收藏跟经济与财富密不可分,这要看从哪个角度看问题,储值、升值或是变现,当然和平年代这些东西都具备这样的功能,但是我个人的观点是,首先是你对古代先贤遗留下的作品有一个足够的敬畏之情,先不要考虑它值多少钱,首先你对它是一种敬畏之情后的消费,你喜欢它购买它收藏它研究它。这个过程中,财富的拥有只是浅层面的。

  记 者:但是我们现在缺乏大量的书法教育家。

  记 者:这跟您生长的环境有关系吗?

  记 者:您当时那么年轻,怎么就有这种见识,几十年前就知道要去收藏?

  孙晓云:关键是语文老师,你教中文的能够把中国字写端正吗?如果你写不端正,你不配当语文老师。从源头抓起。

  李 啸:肯定有关系。因为我是苏北人,苏北处在一个南北气候交汇的地带,这方土地给了我北方人豪迈的性格,但是也有一点南方人的细腻和委婉。所以这个跟地域的东西还是有很大关联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什么样的生活环境、什么样的人文特征会影响着审美风格。

  许雄志:当时还谈不上是收藏,只是喜欢,觉得这些东西很神秘。我那本藏印集的后记里记述当时有一次在李刚田老师家,他拿出了不少古印,然后他给我说这个东西是秦汉印章,这是明清流派……我就觉得那很神秘很新奇,因为当时学的就是秦汉古法,各种印谱里头推崇的都是秦汉古印,所谓“印宗秦汉”。把秦汉印作为学习的正典与圣经一样看待。那么这些东西一旦我遇到的时候,我自然对它有非常崇敬的一种心情,把它奉做神明。没有别的想法,纯粹就是喜欢,那个时候是节衣缩食去买这些东西。也读了一些古代的收藏传记类书籍,读了一些收藏家的故事,觉得极有趣味,似乎你就生活在那个时代里。

  记 者:就像您说的,现在把书法分成三个专业了,语文老师不教书法了啊?

  记 者:您从小开始练书法,几乎什么风格都学过。您选择行楷作为自己的艺术追求,跟您的性格有关系吗?

  记 者:这么几十年来收了多少,收全了吗?

  孙晓云:语文老师不教书法开玩笑了。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都上大字课,教我们的是谁?就是语文老师啊,没有特别的书法老师。你语文老师都写不好中国字,你还教语文吗?你不配教语文。所以我们源头上就要注意师资,教语文的老师必须是能够把字写得好的。你首先要有这个源头,另外一个你也知道,孩子的第一位中文老师、第一位书法老师,实际上是他的语文老师。他在黑板上写的每一个字,他在批改作业上的每一个字,都会成为孩子们的范本和标准。他们会无形当中听老师话嘛,看老师的字。

  李 啸:往往形成一种什么风格,总喜欢跟性格去靠,因为是性格决定了你的审美。有的人外表长得文静,他写得也很内秀、很精致,他的作品风格跟他的外形是完全相似的。也还有一种是完全相反的,有的人内心的东西和外形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但很多时候内在的表达其实是外在的一种体现,而外在的体现都是内在的东西。

  许雄志:若按篆刻发展史上“青铜部分”种类,基本上我都有,数量上我没有做过准确的统计。不过,遇到喜欢的古印我还会收集。

  记 者:就像您说的,其实时代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记 者:说说您的性格吧,您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看到您的书法我们觉得就像您说的把这种秀美的东西融合到碑的雄强里了,其实您是内刚外柔的人吧?

  记 者:给我们介绍介绍您所擅长的书体,您是书法家还是篆刻家,怎么来定义您?

  孙晓云:回不到过去了。

  李 啸:我怎么说呢?总感觉到还想做一个真实的人吧,就是讲一点真话,做一点实事。因为我老家是苏北的沭阳县,就是虞姬的家乡,我家跟虞姬的故里相距几公里。所以我还是受到了小时候家庭、地域的影响。另外一个就是受到当时自己崇拜的一些伟人思想的影响。其实我内心还是比较偏北方的,偏于北方豪放的性格。

  许雄志:我印象中有些篆刻家仅仅是擅于技术层面上“刻印”而己,而对怎么样用自己的篆书语言来融入自己的篆刻创作,做到书印一体,或者印从书出、书从印入。这种学术观点,实际上明清以来就已经明确提出了,你刻的东西一定要有所源本,怎么把它互为融通。你想要成为一个有成就有深度的篆刻家,你如果是连篆字都写不好,我觉得这很难想象。这类创作仅仅是停留一个技巧的层面上,这个是很浅显的问题。

  记 者:书法现在就像您说的,书法其实已经失去了它的这种实用功能。

  记 者:现在一点棱角都没有吧?

  记 者:评论家称您的书法的一个特点就是在您的用笔方向上,大量使用斜切笔,这个是有别于小篆的;还有就是说折笔是您的篆刻书法中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孙晓云:实用功能没有了。

  李 啸:我因为在文博单位做一把手很多年,很多工作需要你很细心、很耐心去调解、去做,后来到协会做秘书长,要去做一种综合的工作,要去协调、联络,要去处理好各种关系。我觉得人是在环境当中成长的,你的内心是通过社会、通过阅历的变化不停地在调整、在改变。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做一个真实的人,不要去伪装自己,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自己想去怎么样,你不要太去把自己对外变成另外一个样子,没有必要。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许雄志:您说的折笔,我可能理解为起笔侧一下、再折一下往下行笔,这个小动作和特征是从魏晋时期隶书中的起笔受到启发而来的,如果做得过了,就会变成一种毛病,往往很多一些特征性符号,它的优点和缺点是共生的,是一柄双刃剑,关键是你从哪个角度来看问题。魏晋的隶书和汉代隶书有一定的区别。汉代是蚕头燕尾,蚕头是个弧线,完成这个弧形的刻制需要有多刀才能完成;而魏晋时期刻碑,它往往是工艺程序化简约化,把那个“蚕头”刻成“钉头”了。那么书法表现出来的往往是笔往下一切,一顿,然后行笔就往下运走,这个东西如果是运用掌握得恰到好处,可以作为个人的小特征。如果是把握不好,那就变成一种僵化的模式、一种习气来看待了。这种特征是很个人化的,因人而异的,不是普遍性的。

  记 者:这一路过来,大家说书法已经成为艺术品了,这其实是一种威胁,对文化安全的一种威胁。

  记 者:你的书风也是这样?

  记 者:您对创新是怎么理解和定义的?

  孙晓云:对,你讲得很好。

  李 啸:其实我的风格还是想追求一种符合时代的审美特征,还是想追求灵动一点、变化一点,不太死板。古人往往把楷书写得很工稳、很整齐,自己其实还想把这种安静的东西写得活泼一点,所以加了很多的笔法,把它写得比较灵动变化一点。现在这个时代特征其实发生很大的变化,现代人没人穿中山装,穿休闲装,其实是审美的转型。大家追求灵动变化、快捷、注重构成的这种样式。所以我觉得真正一个好的艺术家,他都能跟这个时代的审美去贴近,他不完全停留在原来古人的技法技术上,他还要追求时代的审美方向。我觉得这样的东西才是鲜活的。

  许雄志:入古出新是所有书法家的追求。什么是新?从辩证意义上讲,“新”是对照于“旧”来说的。那么你首先对历史上这些“旧”得有一个认识,也就是说你想创新,你必须知道什么样是旧,否则你是盲人骑瞎马。入古知古才能出新。出新有两种,一种是大时代的新,这种新是当时书坛书家群体的整体面貌的大特征。这种时代特征下,怎么样能写出独特和个性化的作品,怎么样从这个大时代特征上,来凸现你的个性化面目,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你的作品没有个性特征的话,那你只是这个共性群体中的一员。而共性是一个广泛的词意,它可以是50人组成,也可以是500人组成,也可以是5000人组成,那么你是张三还是李四,你是谁?不易识别。所以说在共性中求个性。对任何一个艺术家来说,都应是一个最崇高最终极的目标。

  记 者:但是还能回去吗?还需要回去吗?需要大家都用毛笔字来记、用毛笔字来书写……

  记 者:您的标志性书体是行楷吧?

  记 者:您如何看历史上的大师?

  孙晓云: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社会的节奏已经是这样了,否则你这个社会节奏整个乱了,而且你跟国际也接不了轨,它的节奏是不一样的。

  李 啸:其实还是楷书,虽有一些行书的笔法在里面,但还是以楷书为主,总体上属于楷书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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