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意造境,由境生意

日期:2019-10-04编辑作者:艺术家

余尝闻人言“莽园者,狂人也!”,盖因其所画,尺幅巨大,且笔墨奔放耳。然余今观之,方知此言之不实也。世之所谓狂人者,多郁郁而不得志,张狂不羁以舒郁结之气。或如阮籍,及穷途而痛哭;或如太白,必醉酒以赋诗;或如八大,似哭非哭,似笑非笑。此之人也,怀大才而不遇知音,亡故国而不得兴复,叹人生之艰难,感世事之不平。唯有不羁以处事,张狂以待人。非不羁耳,羁绊甚多而不得脱也;非张狂耳,所负甚重而不可去也。莽园之画,有豪放之态而无狂妄之姿,盖其人其画,无此郁结悲愤之感也。夫东坡之豪放词,“大江东去”,有豪放之状而无豪放之实者也,实哀叹“早生华发”耳;“吟啸徐行”,无豪放之状而有豪放之实者也,实“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耳。莽园之图画,有大江东去之类,亦有吟啸徐行之类,然其实之所归,终在于豁达闲适之境,而非磅礴激荡之态也。

众所周知,丁方多年来的创作,以其坚定执著的精神和艺术探求,在当代中国艺术界独树一帜,并构成了一种精神现象。

中央美术学院今年迎来了建校百年(包括其前身)。而曾经担任解放后中央美术学院首任院长的徐悲鸿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东晋顾恺之曰:“以形写神”,形肖易而神似难也。及宋朝文人画始新,东坡论画有言:“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龄”,亦言重神而不重形者也。莽园之画,神似甚矣!群鹤飞于水上,顾盼生姿;松鼠攀于枝头,腾然欲跃。笔墨运转之间,神气已具。夫神似之难者,在苦练寒暑数载而不可得,观物象于外,悟气韵于内,心思巧妙,技巧卓绝,方能绘之。然难则难矣,非不可得耳。今之画者臻于此境者,虽不众,亦非莽园之独有也。莽园之别于众人者,不在形神之内,而在意境之外也。莽园独善以意造境,由境生意。其写春之将至,不画春江水暖,而画一猫蜷伏酣睡,蝴蝶于前而懒于扑捉,身后杨柳新绿,随风轻拂,此春日睡迟之境也,于此境之中,慵懒之意备矣。其写小童牵牛,小童在后,负手独立,眺望画外;一牛站立于前,回首以望小童。一绳执于小童手中,松垮拖于地上,人不急,牛亦不急,此放牛贪玩之态,写慵懒悠闲之意也。莽园独爱此意,其画多写此散漫闲适之态。虫鱼花草,人物鸟兽皆轻松而懒散,及其笔墨韵味,亦随性而无拘束。其画唐人仕女马球,墨色浑然运动,寥然数笔,则骏马、仕女皆现于纸上。笔触粗犷不拘。及其画古柏,浓墨蕴然,似胡涂于纸上,细观则葱葱之古木,孑立于世外。

著名学者刘小枫在看了丁方作品后说:“丁方作品的基调可用古希腊人埃彼斯拉莫斯的一句话来描划:‘肉体是大地,但精神是火’”。

90年前,徐悲鸿应邀北上担任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一职,而他也正是1950年4月学校正式更名中央美术学院之后的首任校长。

人观其笔墨,见不服束缚,不拘形态,则谓之以“狂”,此唯见其形,不见其实也。庄子内篇第一逍遥游者,论逍遥之意境,“无所待”者也,鲲鹏之扶摇九万里,蜩啾之樯榆枋而止,皆非逍遥也,盖其有所待也。鲲鹏之所待者,风也,蜩啾之所待者,树木墙垣也,此小大之辨,然所待一也。无所待之逍遥,非“无功、无己、无名”而不可得。莽园所绘之闲适之境者,无所待之意也。睡猫懒卧于春晓,牛僮流连于归途,群鹤飞翔于水上,仕女嬉戏于马背,皆无忧无虑之意境。画内之人物鸟兽,自由且无所依赖,此无功之境也;品画中之笔墨趣味,挥洒涂抹,随于心性,此无己之境也。莽园之所绘者,非虫鱼鸟兽、仕女人物也,其所绘者,慵懒闲适者也,无所待者也,逍遥者也。此非狂人之为也,实神人之功耳。

艺术评论家苏旅在《丁方画集》的前言中写到:“无论在精神上还是艺术上,丁方都属于本世纪中国画坛最具影响的艺术家之一。丁方在这条沉重的道路上走得如此之远,以至当他回首来路的时候,只能一人独享探险和盗火的辛酸和快乐……丁方在油画语言上的贡献也是杰出的,他那金工匠式的长期制作与反复涂染,使画面每个角落都弥漫着色彩的苍茫、笔触的滞涩和金属的闷响,不仅为中国画坛横添了一种气势磅礴的画风,也为他的悲剧式的探索奠定了雄浑深沉的基调”。

事实上,徐悲鸿对中国近现代美术的影响,除了因为他个人在艺术实践方面取得的成就,更源自他为了推行其写实主义理想而积极投身美术教育,培养了一大批认同并践行写实主义理想的美术人才。

无功、无名、无己之境,非逡巡而可得。莽园之求此“三无”者,画也。莽园之画古柏,非图古柏之形神也,以之悟无功之境也。松柏之常青,人所嘉之,盖以之喻人也。唯莽园不状其苍健而状其勃然。此非以之喻人也,此以之悟道也。故莽园之古柏,无古意而有野趣,盘枝错节,难辨形状;枝叶繁茂,以现生机。莽园之画鹤,非图鹤之形神也,以之悟无名之境也。鹤之仙风道骨,人所嘉之。亦以之喻人也。夫鹤,凡鸟也,孰知风骨?莽园状其形态,天然而不雕,盖不重其名而重其纯质也。莽园之画高山,非以之托仁者之所爱也,非以之喻文人之伟岸也。其山墨色蕴然,不辨草木,不显山石。浑然一体,以去人工之意趣。观者游于山中,唯见天然,则忘我之意生焉。莽园借图画而得“三无”,真逍遥也,此亦宋元以降之所谓逸品者耳。余观今之画者,其所众者,描形写神者也,谓之神品。莽园之画所图者,含道以应物也,谓之逸品。以逸品而居神品之上,可得为乎?可也!

这些评述道出了人们对丁方绘画的最主要印象,和丁方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意义所在。我自己很早就读过丁方的一些艺术和音乐随笔,就那些文字而言,他对精神艺术的深入洞见,在艺术界中实属少见。这几年有了看画的机会,一次是在靠近北京东三旗的几大间油漆斑驳的旧仓库里,一次是在丁方位于北四环车流声隆隆的立交桥下的工作室里。他工作的环境不尽如意,但是,面对他那些心血浇铸的巨幅油画,每次看我都受到感动和震动,以致被久久地笼罩。我相信,那是一种血肉生命的深刻辨认。

早在解放前,为了推动中国文艺复兴的早日实现,徐悲鸿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美术人才的培养上,而其中尤以中央大学为其传道授业的摇篮。徐悲鸿桃李满天下,有很多的学生,他们在早期中国美术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个具有方向性代表的群体。

莽园之画也,其卓然于外者二,曰笔墨、结构耳。其笔墨也,旷达而不失细微;灵动而不无沉厚、动转而不少凝重。其结构也,如韩信之点兵,弈秋之布局,虚实相生,出人意表。其笔墨如斯,盖因其善书法,工碑帖。帖学之气韵柔媚,碑学之气势刚拙,杂然而一体,浑然而天成。故细观其笔墨,情、意、韵皆备矣。其结构之妙,盖因其善篆刻,以有求无,以小见大。得此二者,莽园之于今之画坛,执牛耳者也!

而在更多地了解这一切之后,我意识到这其实是一部我们自身存在的启示录。的确,丁方的艺术不单纯是一个绘画问题。他的思想的表述不仅仅通过绘画,他的绘画艺术也远远超出了那些人为的限定。作为一个从精神的内部来承担艺术的艺术家,他多年来全力以赴的创作,展现的是一个罕见的灵魂的世界。

1执教国立中央大学,投身美术人才培养**

广东美术馆馆长

这是他的力量和价值所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某种悲剧所在。他那使徒般的追求,如果说在一个富有精神冲动的80年代曾激动了很多人的话,在社会生活愈来愈世俗化的今天,却显得不合时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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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

那么,他是怎样走到这一步的?他靠什么一意孤行?我们在今天又怎样看待这一切?我在这里试着做出一些追溯和思索,就如同有时我们必须试着回答我们自己。

1944年戴泽、傅抱石、徐悲鸿、黄显之、陈之佛、许士骐、李瑞年、费成武、张晴英、孙宗慰等人在沙坪坝中央大学礼堂前合影

文化部国家当代艺术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

最初的召唤

徐悲鸿在任教于中央大学期间所培养的学生,根据不同的历史境况,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为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主要有王临乙、吴作人、李文晋、张安治、萧淑芳;第二时期为20世纪30年代初至抗战初期,包括黄养辉、陈晓南、夏同光、冯法祀、孙宗慰、文金扬;第三时期为抗战初期到40年代末,包括艾中信、康寿山、齐振杞、梅健鹰、宗其香、李斛、戴泽、万庚育、张大国、韦启美、梁玉龙。

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1956年7月,丁方出生于陕西武功县,据说《诗经》里写的“凤凰鸣矣,于彼高冈”的凤凰山就离武功不远。虽然他在那里只度过了童年的最初几年,但西北的山川风物一定以它自己的方式在一个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烙印,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后来会选择黄土高原的深远原因——从多种意义上,那都是一种“生命的还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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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教授

这以后,丁方随全家迁居到南京。南京在历史上有过作为文化名城和古都的辉煌,但它的元气似乎早已散尽,更何况自从他们生活在这里后不久,一个粗暴的、践踏文明和人性的年代的脚步声也就开始迫近。

1947年徐悲鸿先生为《中学美术教材及教学法》(文金扬编著)撰写的前言

丁方是有幸的。他父亲虽然是教数理化的教师,但却富有人文学养。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幼时翻看父亲的书柜的情形:《左传》、《史记》那典雅而高古的封面一下子吸引了他,书中那一个个深沉卓绝的故事,使他从小便对中国历史以及诞生这历史的土地产生了一种强烈憧憬——也许,这就是后来他艺术创作中“史诗情结”的最初凝结和萌生。后来他还读到各种国外童话故事,尤其是读《浮士德》、《神曲》,书中那些弥漫着神秘气息的插图、那种奇异的光的效果,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在这些学生中,有的并非是正式的中大在籍学生,而是因为仰慕徐悲鸿的艺术和人格而自愿追随旁听;有的在学习期间恰逢徐悲鸿社会事务繁忙,并不常接触到,主要由徐悲鸿的早期弟子如吕斯百、吴作人等教授,并能转益多师,广泛接受中大艺术系其他老师的影响。

更奇异的是,自从接触到那些藏书,他“一下子变得会画画了”,临摹《三国演义》等连环画成为他获得快乐的主要方式。他还喜爱听音乐,尤其是中央台播放的外国音乐节目。这不仅对他的心灵是一种开启,他后来绘画中的那种交响乐式的或圣咏式的音乐效果,就和他自幼以来这种强烈的秘密的爱好分不开。

这些曾经受业于徐悲鸿门下的学生虽然受到老师赏识栽培的程度和方式不同,但却都服膺他的写实主义理想,受到他的人格力量的感召,成为招之即来,来则能战的“徐悲鸿美术学派”的传播者和实践者,为徐悲鸿此后接管和改造北平艺专奠定了基础。

然后是文革的到来。那场席卷中国大地的运动开始没多久,丁方父亲作为一个“反动权威”便受到冲击。在那个野蛮的年代,丁方唯一的排遣,就是埋头画画。邻居小孩们特别喜欢看他临摹的三国演义。他父亲还收藏了很多碑帖,画画之外他就临摹碑帖。所以他从小对斑驳杂印的碑就有一种特殊的感受,后来他认为碑是中国的“精神之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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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这种才能,上中学起学校的黑板报都是由他来出。无论如何,这为他找到了用武之地。有一年冬天他在露天里顶着西北风画,冻的实在不行了,就把手放在热水里泡一泡,再接着画,后来手上全是冻疮。宣传画出来后得到表扬,但是他依然被告知:他仍需要和家里进一步“划清界线”才行!

徐悲鸿执教国立中央大学期间的重要活动一览表

丁方就这样在痛苦和发奋中度过了他的早年时代。1974年高中毕业后,因为他在画图方面的突出才能,他被分到南京云锦研究所。1976年,文革结束,时代开始发生意料不到的巨变。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这一下子唤醒了丁方心中那个久久压抑的宿愿。第二年,他不顾单位阻拦,以破釜沉舟的决心,考上了南京艺术学院工艺美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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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学之后,丁方立即投入了一个紧张而兴奋的学习时期,他感到自己荒废了那么久,因此如饥似渴,晚上宿舍熄灯后甚至打着手电继续画。然而,一般的美术学习和训练显然不能满足他内心的要求。生逢一个思想启蒙的时代,他和他那一代中的早醒者一样,开始大量阅读西方现代哲学、艺术和文学方面的书,并从中受到一种“现代性”的洗礼。他还邮购了诗人北岛等在北京办的《今天》,并跟临近院校如南京大学、南京师大的文史哲专业的学生交往。当时一位美籍华人学者林毓生在南大的讲座对他有很大的触动,这位学者对中国历史的沉痛感受和文化反思深深地触动了他,促使他要发奋来唤醒这个民族。

1946-1966年国立北平艺专、中央美院聘任的中央大学艺术系旁听生、毕业生简表

这样,在二、三年级的时候,他对工笔就没有多少兴趣了,因为它与他最希望探索的精神领域似乎没有什么关系。他喜欢一种更强烈、深沉、富有激情和思想性的东西。总之,工笔绘画虽然有它的价值,但和他的心灵很隔膜。问题更在于,学工笔这一行老是在提醒他:你毕业以后要去搞工艺设计,有一份被规定好的工作和生活,而这决不是他自幼以来所做的伟大的艺术之梦。

2“徐悲鸿学派”的形成**

就这样,他不仅厌倦了工笔,他日渐对中国固有文化积弱不振的状况产生出一种切肤之痛。他尤其意识到中国传统艺术形式在表现精神内涵上的种种局限。他向往的是一种能够他的生命体验发生深刻关联的艺术。

徐悲鸿一生致力于“油画民族化”的美术创作,贯行“宁屈吾体式而曲全造化之妙”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提倡“中西融合”,是现代绘画的革新派。更重要的是,徐悲鸿锐意筹组一个又一个思想解放、学术进步的教学班子,为此延聘教师,罗致人才,不遗余力。他培养了众多人才,在以西法素描为基础的技术训练方法基础上,学生进而探求个人表达,实际上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徐悲鸿学派”。其中就包括了他一些著名弟子如孙宗慰、艾中信、韦启美、王式廓、戴泽等。

真正的转折点是在三年级。当时班上有一个写生计划,要到苏州画园林。他当时就感觉到,他自己要有另外的打算了。苏州精致、唯美,但决不是他心之所系。他想在中国找到另外一种更有力量、更能唤起他的事物,而不是那种小桥流水、带“脂粉气”的东西。他感到中国的艺术就是被这类“诗情画意”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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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丁方做出了对他作为艺术家的一生都具有决定意义的选择:他决定单独去西北部写生。他之所以要去西北大地,是因为那里曾是一个伟大文明的起源,因为那里较多地保存了民族苦难的历史和更为纯朴、凝重、本质的东西,因为那里的自然地理似乎和他的生命有一种血肉的关联。总之,他已听到了召唤。

孙宗慰 (1912-1979) 北平西郊风景

就这样,命运的指针指向了那遥远的黄土高原。或者说,一个正寻求出路的年轻艺术家,靠他最本能的直觉,一下子就确定了他在这个茫茫世界上的方位。

孙宗慰是20世纪30年代受教于徐悲鸿的第二期学生,并在1947年之后应徐悲鸿之邀任职于北平艺专。他曾陪同徐悲鸿多次外出写生,并受到张大千的特殊赏识,邀其在1941年作为张大千的唯一助手远赴甘肃、青海等地,对于洞窟和寺庙壁画遗迹做考察抢救和临摹复制,西北风情和法度主导的壁画摹绘使得孙宗慰走出了一条“始于悲鸿、基于大千”的独树一帜的油画民族化风格。

黄土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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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1980年秋冬。说也奇怪,一踏上黄土高原,那些沉睡在他体内的感觉全出来了,好像这是一片在等待着他的土地,好像他回到了天地刚刚开创的那个时期。在一篇题为《山魂与人灵》的文章中,丁方这样写道:“自幼我就酷爱绘画。迄今为止,我已记不清自己曾去过多少名画家处拜访,曾在各种绘画学习班中度过多少时光了。但这一切在我踏上黄土高原之后,均变得微不足道:因为与高原所展示给我的前景相比,过去的一切努力,只不过是一系列低头看着足尖的不自明的摸索罢了。”

艾中信 ( 1915-2003) 林荫道、海港日出、朝霞、寂静的

他还记得黄土高原上第一个不眠的夜晚,当他遥望那满天闪烁的星斗,享受着即将沉睡的母土所发出的气息,那无言的暖流使他泪涌。似乎生平第一次,他才真正知道了“天、地、人、神”是怎么回事。从此,一种异常强烈的激情和创作欲望在他内心里涌动。在这里,他体验着存在的原根性,体会到“进入大地、成为大地”(海德格尔)对于一个艺术家的意义。他不只是画,同时也在观看、写作和行走。他要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和手段,来感受和拥抱这片大地。

艾中信1936年考入中央大学艺术系,师从徐悲鸿、傅抱石、黄君璧,并于1942年任徐悲鸿助教,是“徐悲鸿学派”教育理念的重要的践行者和传播者,并在后期革命历史画中创造性地使用了“全景式风景”的样式,被美术界称为“艾家祥”,即构图超宽幅,集人物、现场与风景为一体,壮阔宏大,气势逼人。

这种经历唤醒了他“身体中的北方”。这不仅使他意识到自己古老的血缘,还使他意识到这世上有一种超越了个人的更伟大、深厚的生命存在。他深深爱上了黄土高原,那峡谷里奔涌的黄河、被流水纵横切割的富有力度的坡壁断层,高原上绵延着的山脉和巅顶,对他都有了“生存论上的深远意义”。他经常沿着黄河走,在峡谷里轰轰隆隆的浪涛声中,一走就走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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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力度甚至扩展到人们的居所之中。那里的屋墙都是用黄土夯打出来的,比砖石还要结实。高原上缺水,在那终日不断、震动人心、沉重而单调的挖井的凿击声中,他发现那些劳动着的脊背与远处的山体有着令人惊异的同构性,尤其是暮色将临之际,一个是活动着的山体,一个则是沉默的脊背。这一刻对他意义重大。它甚至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美,从中透出了一种人性的伟大。

韦启美(1923-2009) 松岗

不过,他并没有把这一切浪漫化。他看到由于水土流失,西部沙化现象十分严重。它已不再是人们想象中的诗意的家园了。在他看来,这是生存的根基受到了上天的惩罚。这种“惩罚”,也许会让有些人逃避,但从他的心中激发出了更深厚的情感,他这样写到:“黄土高原的深厚使人心颤,而它的贫瘠更令我心寒。然而,在这贫瘠的土地上,人们所体现出的对苦难的忍耐力、赴困的生存勇气以及劳作的永恒身影,亘久地烙在我内心深处……”

韦启美为抗战初期到40年代末第三期徐悲鸿弟子,少时师从孙多慈,1942年进入中央大学艺术系,并师从于徐悲鸿、黄显之、吕斯百等。进入80年代,韦启美的艺术创作呈现出了一种全新的风貌,开始追求新的表现技巧、新的题材和意境,在形象塑造中做减法,更为关心生活及自然的个人情感体验,他自己将其概括为“简约”和“诗意”。这种形式与意蕴两方面的现代主义追求,使其显示出与同时代艺术家中的大胆革新之处,尤为难得。

对他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收获。这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采风,这是最深刻意义上的生命的自我辨认,因此他在后来会这样说“这方土地长成了我的肉体,决定了我的肤色、毛发、血液以及我内在的气质,这就是我的生命真理”,他一次次去那里,是因为“我感觉到西部凝聚着我的存在、历史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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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中国西北一带已成为心灵的一方圣域。从他第一次踏上黄土高原起,他就立志成为这片土地的阐释者。而他对它的感受,是和他对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纵深感受不可分的。在他眼中和绘画中呈现的黄土高原,其实是时间的空间化,充满了历史的沧桑和一个民族的命运之谜。不仅如此,我还由此想起了海德格尔所说的“在的地形学”。自从他在它的怀抱中行走,他便在心中默默勾划出一系列既是现实的又是心灵的图景。最终,他与黄土高原所构建的,正是一种最深刻意义上的如德国宗教哲学家马丁?布伯所说的“我与你”的关系。

王式廓(1911-1981) 静物

这一切,为丁方后来的艺术奠定了最深厚的根基。

王式廓是徐悲鸿尤为器重的从解放区转入教学体系的艺术家。王式廓曾在国立杭州艺专和上海美专学习,曾经跟随吴大羽学素描、跟随李苦禅学习中国画,上世纪30年代远渡东洋,师从藤岛武二,受到印象派野兽派的熏陶,而回到国内后受到民族危难的感召,以写实主义的方法表现社会疾苦。王式廓因其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名声赫赫。实际上他在写实基础上的个人表达追求,一直贯穿创作始终。尤其从其早期的静物、人物创作中可见一斑。

素描的诗歌

徐悲鸿虽然毕生致力于写实主义的传播,但却在具体的教学方法方面表现得较为宽松粗放,只是在强调造型准确的基础上,通过诸如“简约”“含蓄”等美学认识,对学生加以引导。而在具体如何将写实技术与丰富的现实生活相对接,实现从写实主义到现实主义的风格转换方面,徐悲鸿更是采取因势利导的方式,鼓励学生根据自身的情况积极探索,从而在现实中磨练和创造自己的风格。所以,我们对“徐悲鸿美术学派”的认识,不仅仅是对徐悲鸿个人的艺术实践和思想的认识,更是对诸多“悲鸿弟子”在其思想影响下进行的艺术实践和思考的认识。

“自80年代初我去了黄土高原那一刻起,我就一直在试图寻找这样一种绘画语言:它能充分地表现华夏大地的博大精神,以及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丰厚底蕴。它在学术分类上可称之为‘深度绘画’,在画风上则可称之为表现主义画语。”丁方在他多篇文章中如是说。

3从国立北平艺专,到中央美术学院**

而他最初的收获,是一批以陕北人物和风情为主题的素描作品,它虽然还不是他梦想中的那种带有“重金属”般的笔触,“痛烈的肌理在白灼之光的照耀下,直击心灵”的“深度绘画”,但却是一个坚实的开始。来到黄土高原后,从绥德、米脂、佳县的雄浑崮峁,到军渡、吴堡、府谷的河边小路,他一直带着他的速写本观察着,但他并不满足于仅仅将高原风物浅表地呈现于画面,他遵循的是保罗?克利的伟大教导:“你应当把开始画一根线条当作心灵的散步”。因此他画得得十分缓慢,而这种缓慢正与艺术的难度和体验的深度相称——在他的这些艰苦的户外写生中,不仅包括了对周围景物和人物关系的重新组合,还注入了他对生存的深刻理解和情感。他的这些素描的主题,就是大地上的生存。

图片 9徐悲鸿与央美学生

我曾多次看过这批素描作品。它们那朴素而富有深度的魅力让我久久地留连。让人多少难以相信的是,这些题材多样、色调丰富的素描作品仅仅是靠一支5B中华牌铅笔完成的!在一次外出写生中,他随身带的各种软、硬铅笔、炭笔都丢失了,仅剩下一支5B铅笔!然而,他被一种激情驱使着,仍不顾一切地画下去,铅笔秃了就用手指掰开木头继续画。不知不觉中,那磨秃的铅芯和笔杆的木头在纸上留下的痕迹──某种隐没于坚实笔触中的沉着线条与微妙灰面,竟十分奇妙地接近他所期望达到的画面效果。

在中央美院95周年校庆的时候,廖静文曾经回忆到:1949年,解放以后,中央人民政府就提出来,把华北大学第三部,就是解放军的解放区来的,跟北平艺专合并,办一个中央美术学院。当时还不叫中央美术学院,办一个国立美术学院。

于是,这便“意外地”成了他独特的富有表现力的素描语言。在后来,他在致力于油画的同时,也不断地发展他的这种素描技法和风格。1983年的《山与房屋的构造》,以一种浅浮雕的手法,强调了来自大地的,有如史诗般深沉的结构性力量;同年的《太行十八盘》,以坚锵的线条与粗犷的皴擦,扭曲的线条与明暗对比,显出山的内在力度的聚集和渴望;1987年的《山脉》,则专门以“秃笔技法”刻划西北一带的山脉形态和肌理,展示一种坚韧的生命质地与性格。

廖静文说:“当时是周恩来亲自发聘书,聘徐悲鸿做国立美术学院校长。悲鸿请毛主席写校牌,写了国立美术学院。后来改成中央美术学院,这个校牌还是毛主席写的。我们有六封毛主席亲笔写的信,第一封就是悲鸿请他写学校的校牌。他亲自写了一个,而且亲自回信说来信收到,写了一个‘未知可用否’”,这是第一封信。后来,还通过好几封信,所以在我们家到现在还保存了好多封毛主席的亲笔信,一直到悲鸿死。”

丁方素描中的线条,还与他自幼练习书法有着密切关联。那些用磨秃的铅笔在结实纸面上缓慢有力画出的线条,无不带着传统文脉的功力和凝重沉着的气质,并贯注了他对这片土地的至深情感。更值得注意的是“光”的作用。丁方始终认为“光”是素描的灵魂,有了光,卑微者变得高贵,普通的日常景象就有了灵性。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伦勃朗素描的“光”和米开朗基罗素描的“形”。在伦勃朗的光影中,有一种神性的澄明。米开朗基罗的素描,则是真正的雕刻家的素描,丁方感到他的笔触不是在描画,而似乎是雕塑家的手在缓慢地抚摸人体的每一寸筋肉的起伏……

徐悲鸿在北平艺专和中央美院,可以说倾注了他全部的精力。要办好这个学校,在中央美院,他坚持他的教学方法,要画严格的素描,不论哪一科,都要学两年素描。因为素描是绘画的基础。他自己虽然是校长,他很少坐在办公室,他一般都到每个教室里去看,看每个教师教得怎么样。一直到1953年,他去世以前,都是每天要到教室里看每个学生画得怎么样。

而丁方的这批素描,成功地将西方的光、影、形与中国传统的书写、线条和笔法,以及中国现代木刻艺术中的一些因素有机地融汇到了一起。《收工》,在收工归来的深沉暮色中,庄稼汉们抗着农具,在土道上踏出“噗、噗”的声响,他们那劳累了一天的身上似乎在放光。《犟老头》则以强劲凝重的笔法塑造人物性格,给人一种“生存就是忍从”的感受,一种在人类苦难命运面前的悲剧意识和抗争精神。更有代表性的是《抗旱》、《收获》、《喝水?休息》这几幅力作,纪念碑式的构图,浮雕式的场景,高度忍耐力的形体,使它们充溢着史诗般的力量,正如丁方自己为这批作品所做的题记:“它们好似一出永不止歇的生命之剧,在一种默默的相互给予中言说出生命存在的真义。”

图片 101953年暑期,徐悲鸿辅导中央美术学院和浙江美术学院教师进修小组,这是他最后一次教学活动。

令人难忘的是《瞎奶奶与小外孙》:画面上的瞎奶奶,一手拄着拐棍,一手牵着小外孙,似乎每走一步,干瘪的生命便随着衰微的呼吸耗散;他们的背后,画家则以以浓重的线条勾画出道路、荒树、鸟和风的阴影,使这幅作品充满了一种感人至深的力量。而在《三个盲艺人》中,他再现了这种悲剧主题。从三个相互牵拉着、在接近大年三十的寒冷黄昏中从村头走过的盲艺人那里,他感到了人生在孤苦无告境地中的那种苦痛。后来他还在这幅素描下面题上了这样的话:“我们的人生在哪里?我们的幸福在哪里?你跟我有多少不同?请你告诉我……”他已学会了从人类命运的普遍性上来看这种不幸。

徐悲鸿在1953年去世之前,还到中央美术学院给学生补课。他找了很多图片,放在美术学院的玻璃柜里面,告诉他们哪些是最好的画,哪些是不好的画。廖静文回忆到,“有一次,我跟他一起到美术学院去,因为他从病了以后,我一直担心他再发脑溢血,所以我都陪着他去上课。有一次他忘了玻璃柜里面摆图片的时候,有一个教师看到他摆的一张图片,说这个画画得真好。悲鸿马上说,这是最坏的画,因为他画得跟照片一模一样。所以,悲鸿的油画,你们可以看,他不是描出来的,它是一块一块的颜色摆上去的,一个体积是很多小方块摆成的,而不是摞的。”

但是,这批作品的主色调仍是爱和坚韧的承受。他当时写下的手记,可视为这批素描的精神按语:“自古以来,那里的人们便受尽了苦难,但劳累虽夺去了人们的容貌,却没有夺走人们达观的欢笑;我从中感到了那里的人们对土地的热爱眷恋之深情,感到了他们在默默忍受苦难时所体现出来的庄严、伟大。”

杨先让谈恩师徐悲鸿:他是一面旗帜

这就是丁方最初两次到黄土高原的收获。他为这样的收获兴奋,1981年秋,他从西安直接到了北京,去中央美院找黄素宁、陈丹青。黄素宁曾是南艺校友,陈丹青在南京创作“进军西藏”时,他就在现场观看。这些学兄看了这些风尘仆仆带来的素描后十分振奋,于是他们就顶着压力(因为这在当时要冒着“丑化”或“暴露阴暗面”的嫌疑),在中央美院食堂为丁方办了一个“素描观摩展”。

从国立北平艺专到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艺术和美术教育的盛年,他把大量精力放在广揽人才、学科发展和学校建设上,为新中国美术教育呕心沥血,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教育思想曾产生过深远影响,至今仍具有强大生命力。

正是这个简陋的展览,使“丁方”这个名字首次引起了美术界的重视。作品展出后很快引起反响,当时的美协主席、中央美院院长、著名版画家江丰先生也来看了,并给予了很高评价,说丁方做出了他们当年想做而未能继续做的事情。袁运生教授等著名画家看后,对这些作品质朴的风格、艺术的深度和力度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一切,都给了丁方以继续前行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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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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